
自4月中旬开始,自媒体博主“耿同学讲故事”已经接连举报5名高校教授团队的学术论文涉嫌造假股票t+0 平台,这不由得让人想到对文学圈鉴抄的“抒情的森林”鉴抄事件。
两件事,一个在文学圈,一个在学术圈;一个鉴抄,一个打假,都是圈外的普通人,凭一己之力,撬动了原本的“内事”。
2024年11月,“抒情的森林”从一套热门童书入手,发现大量词句照搬自日本童话作家的作品,接着,又借助查重软件顺藤摸瓜,最终拉出的一条藤上有近40位老中青三代作家,包括蒋方舟、贾平凹等文坛重量级人物。
他做的事也不算复杂:把两段有¨异曲同工之妙¨的文字并排摆出来,让网友自己看。文学圈始终沉默,但舆论讨伐之声不减。
相比之下,耿同学打假在技术层面上要更花些功夫,也更需要专业知识。这位2025年博士肄业的科普博主,在一个月内实名举报了四所985高校的五位杰青、长江学者,其中不乏院长、副院长级别的人物,指出他们在顶刊上发表的论文数据涉嫌造假。
同济大学很快就通报确认,涉事院长被免职、研究员解聘;其余高校也相继启动调查。虽然看来他们有所行动还不错,但耿同学的那句:“这段时间做打假以来,没有任何一篇问题论文,是官方自己去找出来的。”还是让人唏嘘。

这些业内精英们是否狼狈不好说,但网上的讨论却很热闹,人们也不禁要问:这一波波的打假潮到底从何而来?
有人说,这说明大家对投机取巧越来越深恶痛绝。也有人说,不过是技术进步让抓人更容易了。两种说法都有道理,但都不完整。
先说技术,这肯定是打假得以实现的基础。
以前要证明一个人抄袭,得把两份文本逐段比对,费时费力不说,还要懂行。现在,文本相似度检测、图片篡改识别、反向图搜,普通人用几个小时就能整理出一份像样的证据。举报的时间和精力成本低了,做这件事的人自然就多了。
同时,过去很多作品和论文散落在各处,难以检索。现在数据库公开,旧杂志数字化,原作和抄袭者的作品同时摆在网上,"碰撞"的概率大了很多。不是人们更勤奋地去找,而是藏不住了。

再说平台,它们放大了声量。
以前就算有人发现了抄袭,造假之类的问题,那能怎么办?试着投诉期刊,等上几个月,最后大概率石沉大海。现在发一条微博,做一段视频几天之内就能形成舆论压力,机构想不表态都不行。渠道通畅,效果可见,自然会吸引更多的人进到这个原本小众的打假圈里。
打假本身有传播价值,这不是什么坏事,无论其中打假者的动机是什么,但结果未必因此打折。从现在的结果看,无论是文学圈还是高校,都不是什么净土。
还有一层,可能更根本,那便是利益与信用,这大概也是人们最痛恨的。

过去,“教授”“作家”这些头衔本身就是一块信用招牌。圈子里的问题,往往在圈子里消化,外人不知道,知道了也觉得轮不到自己说话。这种默契维持了很久。
现在这层默契开始被瓦解。学阀、资历的游戏、利益圈子……这些词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公众讨论里。人们对所谓的¨内部清理¨早已不抱期待。举报和曝光,我们来进行外部纠偏。
那么,人们对抄袭、造假的痛恨,是不是比以前更深了?
这还真未必。对剽窃的反感,应该从来就有,这是一项最基本的道德判断。变化的是"我说了有没有用",以前没有渠道,说了白说;现在有了平台,说了可能真有结果。既然说了可能有用,那为什么不说。
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道德观念本身的变化。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一代,对原创的认同感更强,对抄袭的容忍度更低,这也的确是事实。

打假事件的频繁出现,不是某一点变了,而是多个要素同时变了:技术让证据更容易找,平台让声音更容易传,权威的信用在慢慢耗尽。
打假的终点在哪里还不可见,所谓的“蟑螂”会不会越打越多也不好说股票t+0 平台,但只要打假本身不变成另一种权力游戏,那么还是希望有更多的耿同学和“抒情的森林”们出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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